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祖国万岁!”等,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国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首批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随后,举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小米加步枪”勇歼美军及南朝鲜军的坦克、飞机、大炮,从而迫使联合国军在1953年7月作出保证,保持停战状态.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时称：“我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中国军队再一次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尊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成了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
1951年“必须严格镇压反革命”
建国初期,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大.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继续与人民为敌,特别是1950年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因而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然刺杀干部和进步群众,破坏矿山、铁路、抢劫物资.组织反革命地下军,搞武装暴乱,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为了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7月23日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这场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1952年,三反五反
延续着上一年铺天盖地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高潮,毛主席在新年的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标志着共和国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始.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1953年,“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从1952年底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24日,在发布庆祝国庆四周年时,正式向全党、全民宣布了它的内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月,毛主席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从此,“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县工作的灯塔!”“总路线万岁!”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为止.
1954年,“一定要解放台湾”
8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发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令.
《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这段铿锵有力的宣言,明确地指出我国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方针,并对那些欲破坏我国解放台湾的帝国主义霸权者作了严正警告.
1955年,“走合作化道路”
1月13日鉴于全国各地陆续发生新建合作社解散和社员退社事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当时全国共有农业合作社48万个左右,其中有30万个是新建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10月4日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加速农业合作化.此前,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对合作社问题提了不少意见,邓子恢因此被毛主席批评为“像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说他没有看到合作化运动的主流.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潮流下,毛主席债会议上强调,要求到1958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月,毛主席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而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
很有诗人气质的毛主席更具体的解释是：在宪法范围,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各种意见.艺术上百家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是我们的方针.
1958年,“大跃进万岁”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同月,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甚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两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2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
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做了说明.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总路线”由于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所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1958年,“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上旬,毛主席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主席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他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60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9月24-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首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次会议上还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一气儿被喊了十几年,集中体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风格.
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以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1964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介绍其经验是：社会主义企业要现代化就要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企业要搞好群众运动.不过真正被社会记住的是大庆的王进喜,“铁人”跳下水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的光辉形象成为这一年的经典；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豪言壮语.
农业的典型是山西的大寨村,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大寨之路”,介绍大寨人与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也曾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1964年,“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做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主席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系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1966年,“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1966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口号.后来在一些文章和群众集会中,这个口号曾广为流行.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接见国际友人斯诺时表示对“四个伟大”“讨嫌”,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它与“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宣扬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
1966年,“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极大的干扰,有的陷入了停产状态.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但是,《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孟促生产”等口号.
1967年,“革命委员会好”
从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68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些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1969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69年3月2日,在苏联的一再挑衅下,终于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官兵击退了小股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中国的顽强抵抗和英勇还击迫使苏联人坐在谈判桌前来,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来华商谈中苏边境事宜.
1971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代表团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信念前往.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组团出国比赛.以体育的姿态出击,赢得的真果却是友谊——把美国的乒乓球代表团邀来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一系列措施.7月9日,经过精心安排,美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假道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访问.15日两国共同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了尼克松应邀将在近期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疾速发展.
1974年,“批林批孔”
该年初,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开始鼓吹“批林批孔”运动.“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成了广为流传的战斗歌曲.江青主持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而王洪文也声称“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先是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在年底作出批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做党主席.”毛主席此语点明了江青之流“批林批孔”的险恶用心.
1977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及“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口号是近20年来最响亮,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它宣告了一个“左”的时代的结束,也为中国铺平了一条走向真理的坦途.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场伟大的变革很快从农村拉开了序幕.中国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
1980年,“只生一个好”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9月25日中央向全体党员和团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只生一个,鼓励晚生晚育,争取在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
1981年,“振兴中华”
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将体育与政治之间密切关系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这句口号.这一年,一直独步“小球”领域的中国体育,因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女排锦标赛冠军而让国人的精神为之大振.善于喊口号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欢庆胜利的游行中喊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这句口号也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至少在此后的五年中,中国女排这支战无不胜的球队一直是中国信心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女排姑娘的拼搏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振兴中华”这句口号也有了各种版本.如“刻苦学习,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等口号,也曾一度响彻中华大地.
198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改革的指南.而年底,随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总指针的新宪法获得通过,这一理论更是成为国家意志.
1983年,“面向现代化,面向全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人们又将“三个面向”的内涵延伸到科技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作为本领域、本行业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方针.
1984年,“时间就是金钱”
1984年,第一次有人将时间和金钱挂钩.深圳蛇口打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标语.特区观念震动了旧体制,“深圳速度”震惊了国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51层的“深圳国贸大厦”以每3天一层的超常速度拔地而起.
蛇口的“总设计师”袁庚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感慨不已.一个小小的蛇口,人口不过二三万,却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凭的就是观念.
1986年,“理解万岁”
这句诞生于80年代初的口号,是因为在老山前线蹲“猫耳洞”的战士的默默奉献精神而叫响的.从1979年开始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到这一年基本结束.而这一口号和当时流行的《小草》一类的歌曲,还有翌年年初叫响的“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都在试图唤起人们对奉献和忘我精神的理解.往深里说,奉献者们的这一口号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于它与人们渴望相互尊重以及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宽容的社会诉求相吻合.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曾让很多人于心忡忡,但事实上,高喊着这一口号走向成熟的年轻人,在学会了相互理解的同时更体会了自我与自由的可爱.
1990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就激发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而言,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的确适逢其时.此届运动会我国选手夺得近六成金牌,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而增强了走向世界的信心.在我国,体育的胜负总是直接成为国力强弱的隐喻.如此,“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起源于体育届的口号,在这一年里成了具有极强的政治鼓动性和号召力的语言.
1992年,“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稳定,也要发展,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但在邓小平南巡之前,许多人将“要稳定”当成了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借口.因为此,邓小平南巡途中讲了“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的时候,人们才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内涵加以理解.
该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与此同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改革试验区,深圳的广场上,赫然立起的广告宣传牌上就写着“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4年,“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由此,“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四句话成为了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南.
1995年,“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要起带头作用.”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2000年,“三个代表”
2000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作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伟大的祖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我们的国际地位都令世人所瞩目.有人如此说；纵观中国历史,有两个最鼎盛时期,一,康乾盛世、二,当今社会.虽本人未作历史考证,但我承认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屹立在世界大国之林.
适逢“十一”国庆,重温一下建国以来的政治沧桑,在我来说只是一种怀旧,并无其他意义.当然,某个时期曾记录着一些无奈与创伤.可是,历史只是供后人借鉴、评说的资料,而抚平创伤需要的是时间或各人的心态.所以不必诅咒哪段历史或哪一个人物.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要我们鉴别了历史的成败教训,就不会让历史开倒车的.
就各人来说,每个人的成长史也记刻着社会的烙印.无论是处世行为或世界观都体现着个人思想意识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特点,不然,何有当今很流行的词“代沟”之说呢.
历史的列车不可能迂回,它承载着“自我”、“自由”乃至“博爱”与“民主”勇往直前.而它轮下的路基和桥梁是人民筑就的,它的动力也是人民.所以最伟大,最响亮的口号是一位伟人喊出的,叫“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