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宋代海外贸易繁荣,海外贸易甚至成为南宋财政主要来源,是不是可以说南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海外贸易繁荣,海外贸易甚至成为南宋财政主要来源,是不是可以说南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笔者没有从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否产生以及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入手,而是仅以宋朝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产生为主体进行了简单地探讨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讨论宋朝的中国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关于“资本主义”一词,根据布罗代尔的系统考察,其本意是指“富人的地位”,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占有资本”.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政治斗争中冒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就基本上不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词汇.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资本主义”一词在 “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 因此,我们这里就有必要说明,这里按照习惯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一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生产方,并不涉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层面.再者,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指是否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还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 也可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萌芽”.因此,我们这里考察宋朝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是看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条件”的表象,还要看是否产生了新的而富有活力的生产方式.

宋朝：经济的新活力

　　较之以前,宋朝的经济确实注入了诸多新的活力.雇佣关系广泛发展,机户、包买商的出现,原始工业化的启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都为宋朝的经济带来的繁荣.
　　宋朝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雇工在宋朝许多生产部门中都曾进存在过,而且还有所发展.短工、季工、长工广泛见于史料记载.这些雇工有很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 .所谓“饥寒亡命”,亦即他们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宋朝土地政策有四大特点,一是“垦田政策是准许自由垦辟的”,二是“对土地的占有是放任的”,三是“对于土地的买卖,也是自由的、放任的”,四是“对土地私有的维护” .这些政策造成了国家对土地兼并的公开支持,从而造成了小自耕农逐渐萎缩为半自耕农,最终导致大量破产,沦为第五等无产税户和客户.这些破产的自耕农大部分被农奴主吸收为农奴；而在江南地区——地少人多的地方,这些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自由人”则作为新的劳动力有可能被吸收进了手工行业.因此,严重的土地兼并所创造出的部分自由劳动力为宋朝雇工的大量形成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即“强力鸷忍”.也就是说,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还是对国家,雇工均无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从而获得了“把本人的劳动力,当作本人所有的商品来处置” 的自由.
　　另一方面,这时期的部分雇主开始了类似于产业资本的积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时的一些官营与民营铁冶作坊已达到了手工工场的规模,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 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产业资本的主要特征.
　　宋朝的雇主与雇工是被“工钱”联系在一起的.两造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纯货币关系.但是,雇工社会地位低下,导致了二者在社会关系上的主仆关系,隐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可能性,具有行会性质.可见,在以土地资源为主导的宋朝,这种早期的雇佣关系还相当的脆弱与不完善.
　　与生产内部雇佣关系产生相对应,宋朝的外部经济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按照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这个理论经过不断发展,最后确定了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五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和人口.
　　纺织作坊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形成机户,这无疑是宋朝原始工业化的起步.宋朝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 ,数量可观.这些机户大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机户和包买商的出现,乃是“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营惯例的初现”.
　　在人口压力下,宋朝的商品性农业的迅速成长,其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工匠们进行的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钱荒”导致了纸币 “交子”作为货币符号,首次进入了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这样,就促使了宋朝各个阶层——包括商人,也包括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手工业者都被吸引进来,直接卷入了商品经济中来.一些商人将用商品交换来的货币转变为资本,投入生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雇工的剥削创造了剩余价值,“不是为了私人的服役,而是为了增殖垫支在这上面的资本的价值.” 宋朝的商业资本迅速雄厚起来；与此同时,高利贷资本也迅速膨胀.
　　宋朝的商品经济的确欣欣向荣,新鲜的生产关系自孕育中茁壮成长,这无疑给人一种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感觉；而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欧.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宋朝的确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确出现了社会转型的契机.

是中途夭折还是子虚乌有
　　但是,众所周知,宋朝以后,中国并没有进入以“西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中.究竟是宋朝的资本主义中途夭折,还是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前文无疑给人一种鼓舞,即宋朝的中国确实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生产方式在“不可抗原因”的冲击下萎缩了.这就是来自于辽、夏、金、蒙（元）的战争破坏以及随后而来的包括奴隶制残余的生产方式的倒退；皇权的不断加强与法制的破坏等等.但是,笔者以为,宋朝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还欠斟酌.前文所属种种迹象,确实是“宋朝资本主义”的一种表象；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是一种表象,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新式而富有活力生产方式.
　　我们先来看雇佣关系.首先,中国古代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并不是有宋一朝所特有的.有人把宋朝的国家支持土地兼并政策比作英国的“圈地运动”,此论甚缪.宋朝土地兼并政策的初衷,乃是“杯酒释兵权”的政治延伸 ,与经济无关,其所导致的雇工大量出现比英国更具客观偶然性.其次,所谓的“自由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由人.这其中有不少是半自耕农,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没有“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而还有一部分则在实际上成为了雇主的奴仆,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封建匠师与学徒之间的行会关系.最后,正如彭泽益先生指出,仅仅用雇佣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靠不住的,因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有雇佣关系了；而这中间还有很多完全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是封建行会手工业下行会老板与匠户的关系,根本不就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 雇佣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雇佣劳动的产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 因此,雇佣关系的出现,并不能证明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同时应该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非常独特的特点.王家范先生把中国古代流通环节的特性概括为“中华帝国时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其‘繁荣’的背后,确实隐藏着许多虚假病态的特征” .首先,中国古代的有些市场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经济”,如棉业卖方、买方的行为大都出于国家财政赋税的变相诱导,体现了国家权力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扭曲.即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的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穷于应付.这一地区农民和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虽然较其他地区为好,但由于国家掠夺性的剥削,他们的剩余率和储蓄率非常低,继续发展的潜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国家的强权下,消费结构畸形,表现为：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基础的脆弱、生产者的贫困,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重要的是,宋朝形成的巨大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并没有投入再生产,没有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不断向官僚地主转化,价值增值也随之中断；即使是前文所说的煤铁行业也是如此.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迅速崛起,“谋利”观念盛行一时.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但是,无论是商业的繁荣,还是广义上商人队伍（包括经商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等）的崛起,都没有是中国形成西欧式的“重商主义”,从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农抑商的农业经济模式.“价值的增殖——是他的主观内容；只有在抽象财富愈益增加的占有,成为他的操作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来发生作用”. 而事实上,中国却没有真正出现这样的“资本家”,甚至连倾向都没有.宋朝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趋势是“同官僚、地主逐步结合,向封建势力转化,形成为官、商、地主的三位一体,在宋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势力” .官僚、地主进入商人队伍只是增加了一个副身份,而商人向官僚、地主的靠拢则是要彻底改变身份.而这种改变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意义就是资本向土地的转化.尤其是在疯狂的土地兼并潮流充斥着社会的时候,这一点就更为突出明显.土地产生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而在宋朝的时候,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和精神意义就大大的超过了经济意义；这里的土地甚至不含有近现代土地的不变资本的性质.因此,宋朝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实际上被土地大量的消耗掉了,从实质上讲,商业资本又退化成为了农业资本.事实上,在商品市场上,当“G—W—G”的货币流通过程完成后,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就停止了“W—G—W”的　　商品流通过程,循环至此嘎然而止.
由此看来,宋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夭折也许是政治、军事造成的偶然现象,但是衰退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因为我们看到,在雇佣关系、机户、包买商、原始工业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膨胀的背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并没有产生新的变化,它仍然按照以前的规则运行.而在这种以土地为主导的经济环境中,也就可能产生或者可能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而宋朝的中国,恰恰是后者的情况.

结论
　　宋朝的中国在表象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雇佣关系、原始工业化、商业资本的积累等等.但是,这些表象特征并没有改变宋朝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它的实质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土地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地主官僚经济体制的结合体.因此,宋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当然,这种表象带来的繁荣如果没有随着蒙（元）入侵而夭折,会不会冲破政治与思想的束缚,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尚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