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字狱快

什么是文字狱
快

文字狱是指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份子,镇压不合自己口味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说而犯罪的案件.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很多文字狱是完全没有意义与目的的,可以称之为毫无目的的残酷.这种残酷纯粹是愚昧残暴的表现,是独裁者权势膨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因言论而得罪,在中外都是有的,但就论镇压之烈、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则中国可稳做第一把交椅.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意大利有个宗教裁判所,是专门用来镇压基督教世界的新生思想的,几百年下来处理了几万人,而中国皇帝兴办的一个文字狱案件便能杀掉几千人. 文字狱与中国思想史 中华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绚丽无比,当时有诸子百家,百家学说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还比不上杨家学说与墨家学说.有《孟子》为证.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孔门生意实在是清淡.究其原因,还在于当时各诸侯国忙于征战,精力不够,实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战乱的福,中国的各种思想在那时得到大发展,替中华民族狠狠地挣了一回脸.如果没有这个诸子时代,中国能不能称得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度还是个大问题.使中华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诸子功不可没. 因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品行的民族,无论怎样博大,也只是行尸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独夫秦始皇有了余闲,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来了.由于秦始皇无道,性情残暴,当时有许多批评他的人,这些人还引经据典,说古时候是怎样的,说孔子、墨子是怎样讲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用现在的话来说外,就是纯技术类的书）的书以外,其余的全都烧了,意思是看看你们还能引什么经论什么据来批评我.谁知,还有一些“愣头青”（主要是儒生与方士）看不清形势,居然还坚持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记忆中的先圣的话语来诽谤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来个斩草除根,把这些儒生与方士全都活埋了.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鸦雀无声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江山稳固,可以传递万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后,不仅秦始皇先生本人,连他所有的亲族都被天下人杀光了,于是中国从此无嬴性. 到了汉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办法,不烧书,不坑儒,而是抬出儒家,一统天下.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你想当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别的思想,对不起,请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举制,这个时候,你想当官,不仅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够了,还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读五经方有上线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时代,各个朝廷都抬出儒家思想来压人,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罢了,朱元璋就声称：“孟子这老头假如还在的话,就把他抓过来给宰了.”为什么?因为孟子说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这种民本民×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独裁者的恣意统治的,自然就被超级独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没什么真正主义、真正信仰的,对他有用的他就要拿过来加以强化,对他没用的虽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弃的. 压制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狱.中国的每个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狱.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别说是发表异端思想,连在私下里痛骂一声狗皇帝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弄不好就会被灭九族. 中国的文字狱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思想被压制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先进民族蜕化为劣等民族的历史.中国,自秦朝以来便再无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了,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种罪恶,你叫他怎样成为思想家?何况,一个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养料的,当这些养料都无法采到时,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时期都是在战乱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五四时期与军阀混战时期.这倒不是说战争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战乱时期才得以生长.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比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统治者总是不尽余力地压制各种思想.以图得所谓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文字狱与制度的设计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听颂词而恶闻谏语的, 所谓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时候都是逆耳的.历史上爱听阿谀之词的举不胜举,但专爱听逆耳之言的好象没几个.即使是圣明如唐太宗,这个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旧唐书》称他为“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个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时候,有一次退朝之后对他老婆说：恨不得把这个乡巴佬活活宰掉.还好他老婆见识比他更高超,总算劝住了. 天下人都有爱听好话、恶听批评之语的通病,一言不和,拨刀相向实在是常事.作为一般百姓而言,手头既没刀,也无权力判人死刑,虽然在气头上,大骂几句也就罢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话,就不一样了,他一发怒,就说：“推出去斩了.”于是那个跟他言语不合的大臣就被斩了,一点余地都没有.虽然以后后悔了,最多也就把这个大臣的墓修一下,给他的儿子封个官,给这个大臣谥封个什么忠侯之类的号也就罢了. 然而,这个好大臣终究是不能爬出坟墓了,而他的能兴邦利国的好建议也终究因为时世变迁而终究作废, 徒留遗憾. 由于古代中国的极权设计, 历史上敢进触怒皇帝的忠言, 敢说触怒皇帝的真话的大臣向来就少, 毕竟, 生命诚可贵, 来一趟世间实在是不易, 谁知道这次来过以后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再来, 何况大臣们向来能吃得肠肥脑满的, 对人生更是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能瞒当然是瞒了,能不说当然是不说了,中国历史上虽提倡“文死谏,武死战”,但死谏的臣子实在是很少,这不能说臣子们的觉悟不高,毕竟,这个代价太大了.设想你是臣子,你会为了一句说了也不见得被采纳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剐的危险吗? 不是臣民的觉悟,而是制度的设计自然地使每个人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胆小怕事,也越来越不敢讲真话,到后来,连脑子也懒得动了. 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应该制约每一个人的权力,以保证人们敢于开动脑子,提建议,说真话,反之,没有一个平衡权力的机制,比如在皇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毕竟,你一火起来,我的脑袋就要搬家了,谁知道你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啊.国外有句名言,总统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个权力平衡的社会里,一个在制度上保证了说话者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里,真话、实话才会逐渐得到兴盛. 而一个人人敢于讲真话,人人敢于动脑子,搞创新的时代才会真正来临. 而在一个不仅不提倡讲真话,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压说真话者的社会里,那么,我们除了能听到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屁话外,还能指望听到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之异葩奇观 最早的文字狱：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莫须有”的文字狱案件：颜异死于腹诽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原料是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怀恨在心.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本来就是与颜异有私仇的人,他秉承汉武帝的旨意,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王先谦《汉书补注》云：“颜异闻客语,不敢应,而仓促自禁,不觉微笑而褰唇耳）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谁知道你肚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制造者：朱元璋. 此公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这一点从此公的画像即可看出.此公的相貌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五元朝天”实是“五官朝天”之意.意思是指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露出来往天上翻,确是一副可怕的尊容.不过,相书上又说,这“五元朝天”是相貌中的极品,是注定了要当皇帝的,这一点本人甚为怀疑. 由于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此公替人打过工、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当了和尚,和尚庙被起义军烧后,就跟起义军一起打战去了,最后当了皇帝. 由于相貌不好,出身不好,学历又不够,朱先生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 表笺之祸：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相当与现在的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之类的）出于职责写的,本是官样文章,走走场用的,谁知朱先生对这个却很计较,总是用异样的眼光去读这些文章,结果由于他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朱先生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的绝大多数的秘书长都成了冤死鬼（据说幸免于难的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 请看朱元璋先生的光荣事迹： 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说朱先生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人类的模范、表率,虽知朱先生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个马屁更响了.但朱先生看了,把光附会剃光头为僧,把“圣”附会为“僧”,把“则”附会为“贼”.于是,被杀. 陈州训导周冕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之句.果然是个美好的词句.可是朱先生看了,把“寿”附会为“兽”,加上不认识“域”字,把“域”误读为“或”字,而“或”字与“祸”字同音,于是,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之句,被朱先生附会为“天下有道”,于是被杀. 例子不胜枚举.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最令人悲痛的文字狱牺牲者：方孝儒先生 圣明的朱元璋先生生了个圣明儿子,叫朱棣,这个朱棣先是被封做燕王.后来看看他的侄儿建文帝软弱可欺,就起来造反,最后把建文帝逼死了,自己当了皇帝.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后,觉得应该找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写个登位诏书,当时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方孝儒先生.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逼他写诏书,可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朱棣就发怒了,问：“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我杀你九族吗?”哪知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朱棣听了大怒,果真下令灭其十族.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统治者虽嗜杀成性,但是最多也就灭九族.方孝儒是第一个被灭了十族的人,他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杀掉了,真是可怜啊,这一杀总共杀了847 人. 当年燕军南下时,朱棣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临别前嘱咐他千万不要杀方孝儒.说：“你当了皇帝后,必会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当时朱棣是答应了,可惜,暴君毕竟是暴君,方孝儒终被灭了十族.好残酷的手法,至今读来,犹觉毛骨悚然.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案件总数在140 次以上,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就是朝廷严格控制人们的语言及写的文章，有些字或语言是严格静止的，被发现就会遭受刑法。

呵呵，因言获罪，历史上有很多，最出名的是清朝的南山集案，呵呵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古代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近代以文革时期为极端。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http:...

全部展开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古代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近代以文革时期为极端。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http://baike.baidu.com/view/42507.html?wtp=tt

收起

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

全部展开

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暴君荒淫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洲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收起

因言获罪。说话、写文章触动了当权者，罗织罪名，将作者下狱。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古代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近代以文革时期为极端。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全部展开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古代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近代以文革时期为极端。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收起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古代以满清的文字狱最为惨烈。近代以文革时期为极端。

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狱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

全部展开

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狱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收起

经常从知识分子的诗词文章中摘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的理解，再借题发挥，罗织罪状，制造了大批冤狱。人们称这种做法为“文字狱”。 这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所以从思想领域控制知识分子。文字狱历朝都有，但数清朝康雍乾三朝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