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材料：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为整饬纪氛纲起见……着有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行政院奉发国民政府讨伐张、杨令》（1

关于西安事变的
材料：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为整饬纪氛纲起见……着有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行政院奉发国民政府讨伐张、杨令》
（1）据材料分析西安事变后亲日派代表应钦的态度是怎样的.
（2）联系所学知识说说,中共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那些努力?

1.何应钦企图夺取取政权,乘机讨伐张、杨,扩大内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国际上，英、美、苏均反对我国继续内战。蒋介石也了解到谁不抗日谁就会被抗日的怒潮席卷而去的形势，同...

全部展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国际上，英、美、苏均反对我国继续内战。蒋介石也了解到谁不抗日谁就会被抗日的怒潮席卷而去的形势，同意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常提出这样的疑问，即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方针是自行制定的还是听命于莫斯科?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口咬定：1936年12月13日，莫斯科“有名的和平解决的指示”到了保安，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指示中共力争和平解决事变，释蒋。他说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拟的，又绘声绘色地说毛泽东曾力主杀蒋，见复电后极为恚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33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当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内幕消息，颇为重要。但是，张国焘后来叛变了共产党，他所说的话是要大打折扣的。人们又发现名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写着：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按西方的标准，斯诺是亲中共的记者，此话应属可靠。
天下事无独有偶。由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记了这件事，而且更具体。他写道：“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是：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
斯诺和李德二人的著作互相印证了，他二人言论的可靠程度远在张国焘之上。既然在“双十二”当天，毛泽东确曾提出清算、公审蒋介石，公审往往被人看作是杀人的前奏，如果杀了蒋介石，又怎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呢?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首领，他的主张自然代表了中共的主张，这就意味着，事变之初中共是不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这样的推论本非无因，问题是历史的真象究竟如何呢?
13日保安的决策
骊山搜索获蒋后，张学良发出“文寅电”（文是12日，寅是清晨三时至五时。）给毛泽东，说明已扣留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旨在抗日救亡。6时，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电毛泽东，报告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在甘、宁前线的王以哲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说：“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至此，保安方面知道蒋介石确是被张、杨扣留在西安，但这事也来得太突然。
自12日中午起，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共五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秦邦宪。当时王稼祥已与叶剑英同赴西安。）向共产国际通报，第一、二电报是转述张学良、刘鼎来电及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第三电是24时发出的，其中提出如下计划：一、由张、杨及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二、争取全部蒋军抗日；三、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与晋绥军为主，组织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24时。）。这个计划显示了：一、预计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南京方面失去了蒋介石，群龙无首，抗日的各派系将群集西安，成立新的国防政府。二、对南京政府和中央军争取团结，共同抗日。三、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未提。
紧接着，13日，在张闻天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自遵义会议起，张闻天负责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会议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负责对国民党统战工作（当时统战工作叫作外交工作。）的毛泽东提出报告，然后展开讨论，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西安事变的意义。毛泽东说：“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发动西安事变旨在抗日，只张国焘认为：“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关于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引文转引自：张闻天的发言记录，《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2—3页；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同上第6—9页；李海文：《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文献和研究》1986年6期51页，不逐一注明。）但会议认为推动抗日运动是当前首要任务。
二、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就两个方面作出估计：一是日本有可能拉南京政府使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是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不叫政府的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此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周恩来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南京方面的军事力量照旧，一旦进攻西安，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将会在南京搞政变，在沿海地区增兵。为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重点是著者加的。）。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巩固地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七省是南京的势力，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对政府问题，他说：“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会上对争取南京方面抗日的意见是一致的，只张国焘主张：“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涵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义。”“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会上凯丰、博古、张闻天等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都进行了批驳。但是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却成为这次会议的设想，与上述向国际通报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好几个人发言，认为万不得已要“除蒋”，也要争取南京政府到抗日方面来。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中，这事要看张、杨的态度。张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在1937年3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承认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包括要杀蒋介石在内的各项主张是错误的。对此，在他《我的回忆》中只字不提。）。
会议的主要时间是讨论后两个问题。
张闻天最后发言，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第一，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一心“剿共”，对日本侵略却一再妥协退让。）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第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抗日方向发展。”因此，他明确总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策略上，张闻天提出：“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张闻天提出和肯定的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定了基调，也排除了在西安组织新政权的设想。而且他还提醒大家，在形势有利的时刻，不能急燥。他说：“现在有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需要我们慎重考虑。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燥，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当然，这次会议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设想西安将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中心。这主要是由于保安对南京方面的隔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处在与世半隔绝的状态。蒋介石自“四一二”政变以来，经过多年内战与国民党内争夺，已牢固地掌握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并居正统地位，也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张、杨“兵谏”旨在逼蒋抗日，杨虎城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设想也正是承认这个正统的。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主战派所以能以国府命令讨伐西安以及各地通电谴责张、杨，南京政府是正统的观念起了很大作用。蒋被扣后，中共认为他的作用大大削弱，因而产生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过分乐观的估计，这在现实中容易改变，不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障碍。
一是审蒋和除蒋。这是能否和平解决事变关键性的问题，但情况是复杂的。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就提出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民族战争中是无产阶级的间接同盟军的理论，也是中共中央最早主张联蒋抗日的人之一（肤施会谈，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周恩来表示：毛主席也有这个想法。参见李海文：《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也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中间派不同于亲日投降派，是争取对象，何以又要“公审”他，乃至“除掉”?其中一个想法是以此支持张、杨义举。当时全国出现拥蒋浪潮，纷纷谴责张、杨，在12月13日中央致胡服(刘少奇)电中有一项是“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目的明确。各地方实力派在扣蒋后大都在观望，“除蒋”促使各地方实力派拥护张、杨。此外，还有感情因素。十年内战和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因而广大共产党员、群众乃至东北军、十七路军要求杀蒋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反映到共产党个别领导人身上不足为怪。
由于问题复杂，张闻天对这问题暂时避开，但他实际上是有主见的。就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蒋介石令朱绍良、胡宗南等进攻陕甘宁苏区时，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本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不能因他(按：指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张闻天发言记录，《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2页。）他认为蒋介石是不会与日本妥协的中间派，是争取对象，因此在发言中没有提过“反蒋”，更没有说“审蒋”、“除蒋”。另一方面，他却明确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赞同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主张，这实际是包涵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内容。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是与会者一致认为，保安偏僻闭塞，问题来的突兀而复杂，许多情况在保安也难以预料，讨论中对重大策略也有不同的方案，这可以由全权代表周恩来（中共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去西安后按实际情况相机处理。会议并决定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中央暂不发表宣言。有了这个安全瓣，可以从容地选择正确的策略，以保证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实现。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结果是：“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对这样一个猝然发生的重大的问题，在情况不十分清楚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决定了正确的方针，这表明共产党已经成熟了。
积极支持张杨
在扣蒋之前，张、杨怕国民党破译电文，不敢先将此事通知保安方面，但他们认为，事变一发动必然会得到共产党与红军的支持。结果确是如此。自13日起，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和《消息报》即连篇累牍抨击西安事变，并用英语广播（中共中央有专人收听莫斯科的英语广播。）为洗白自己，他们甚至指控此次事变与汪精卫有关连。尽管如此，自事变爆发起，中共中央肯定西安事变为抗日，是义举，一直积极支持张、杨，举其要者，如：
一、扣蒋以后，西安随时都可能遭到中央军进攻。毛泽东、周恩来即电张学良，建议将东北军集中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集中潼关、西安一线，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锤等部中央军，免使西安背腹受敌。红军侦知樊崧甫军向潼关急进，毛、周又电张要他速占潼关。南京方面明令讨伐西安后，毛、周提醒张学良要把精力集中在团结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方面，因中央军有围城救蒋介石的企图（1936年12月12、13、1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目的是“壮其胆而振其气”，“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张、杨欢迎红军去，红军规定接受友军防地，不改变政治组织，不与民团冲突，不打土豪等新政策，符合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由于中央军涌入潼关，张学良要求红军以主力对胡宗南等部，并接防肤施、甘泉地区，使汤恩伯部不得向西与胡部联络，此外要求陕南陈先瑞部出商雒地区侧击卢氏、灵宝，威胁东路中央军后方。红军同意陈部先去商雒，后加派了徐海东部。同时又提醒张学良：应确保兰州、汉中两战略要地以孤立甘肃中央军，兰州有于学忠部，汉中是否请刘湘出兵占领（1936年12月14、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彭德怀、任弼时及张云逸、东区特委电。当时川军、东北军与红军已有军事同盟。）。总之，在周恩来到西安前，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密切合作。
二、12日，即“文寅电”到保安后，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说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学良的意见，并提醒：看好蒋介石，必须由张的卫队营看管，防止蒋收买看守人员。14日，又建议张学良组织援绥军，高举抗日旗帜（同前12日毛、周致张学良电及14日毛泽东致张、杨电。）。12日，张、杨去电保安，邀请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当获悉周恩来为代表，十分欣幸，急盼他来。14日，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迁至高桂滋公馆，由东北军卫队二营看守。17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布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待命北上。
三、中共中央电告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舆论，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八项政治主张（1936年12月12、14日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刘少奇)电。）。16日，毛泽东电阎锡山，吁请他作调人。
自12日中午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开始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准备采取的和平解决方针与步骤，希望动员世界舆论给以赞助，并切望通知苏联予以大力支持和争取英、美、法赞助中国抗日。由于苏联报纸、广播连续抨击西安事变，中央令刘鼎将西安群众运动情况每日一报，“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连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
12月15日，由毛泽东、朱德等15个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此“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内战”。否则“日本乘机入寇”，“全国丧亡”。提出：“公等而果欲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这是仅次于中共中央名义的一种表态，目的是在要求停止对西安进攻（当时已入潼关及在潼关和两翼共集结了中央军9个师与冯钦哉的四十二师。），接受张、杨的主张，团结御侮。而且表示一旦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表明与南京政府是和解而非对立的态度。但是，其中也有“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要求，这反映了中共领导核心在策略思想上还没有完全一致。不过“裁判”已不同于“公审”(公审也不等于杀)，而“国人”则较“人民”更宽，它包括国民党人在内。与通电主要主张相比，它究竟是第二位的，可谓瑕不掩瑜。
周恩来协助中央决策
17日黄昏，周恩来一行抵达西安张公馆，随即与张学良会谈。在赴西安机上，刘鼎已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以来情况，及周与张会谈，对这六天来各方面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学良告诉周恩来，蒋介石被扣，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问题。17日上午，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战三天的手令去南京。孔祥熙决定先派宋子文来商谈等等。这些情况表明蒋介石虽然被扣留在西安，但仍然左右南京的政局。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他。南京主和各派都要求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连参加讨伐军的中央军将领也是如此。14日，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李默庵、樊崧甫、关麟征、黄杰、宋希濂、毛炳文、阮肇昌（16日国民政府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总司令。自胡宗南起，列名者均为率部在西安东西两路前线的军、师长。）等38名将领致电张学良，立即释放蒋介石，如释蒋，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主和派的首要人物孔祥熙和宋氏兄妹更是高举“营救委员长”的旗帜，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消息，继又准备派宋子文去西安以营救之名进行和谈，并提出先和平营救后讨伐的要求（见著者：《南京的和战之争》，香港《大公报》1986年12月27日。），抑制主战派迅速挑起内战的行动。因此，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环节，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和谈才能进行，并通过蒋介石控制主战派，实现国内和平。
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借以制止主战派进攻西安：“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证蒋介石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周恩来致中央及毛泽东电，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对此同意。周恩来还提出，如西安遭到围攻无法解脱时，对蒋介石要“实行最后手段”，张学良也完全同意。这是特殊情况，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保证蒋介石安全的关键性问题确定下来了。
当时军情紧急，中央军已在进攻华县（华县在西安的防御线外，但驻有看守仓库的东北军一○五师1个营，17日遭到中央军攻击，孤军奋战，全营覆没。），张、周商定了防御战略，红军正式加入西北抗日联军，同时还商定和即将到来的宋子文谈判的条件。这次会谈很顺利，周恩来帮助张学良解决了和平解决事变中的难题。事后，张学良说，共产党给他们作了很好的参谋部，意见是为未来考虑的。20年后，他还说周恩来来到西安“俨为西安之谋主矣”（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保证蒋介石安全方针确定后，南京政府的正统自不成问题，周恩来的这个选择协助中共中央完善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策略。
会谈结束，周恩来连夜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央（据刘鼎回忆，会谈结束时天已经将明，周恩来随即起草给中央的电报，张学良几次催周休息。但电报上所署是17日。）。中共中央见报后，18日即电国民党中央（此电文及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政府电和下面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通电均引自《西安事变档案选编》43、44、48页，档案出版社出版。），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应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这是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使蒋介石获得自由，把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与和平解决事变联系起来了。
19日，中共中央扩大政治局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使策略上的分歧趋于一致。毛泽东发言说：“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在抗日派和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更站在第三者立场说公道话”，力争“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关于这个会议的引文均转引自前引张闻天发言纪录及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文。）。张闻天首先明确：“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在策略上，“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介石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同时他还批评了要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至此，中共中央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下达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同时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名通电全国，调解事变，指出：“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提议双方暂以潼关为界，罢兵；由南京方面召开全国和平会议，共商国事，会议地点在南京。至此，以西安为抗日政治中心的设想消失了，救国代表大会也改为和平会议。
19日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对和平还是内战哪一方面可能性更大难以估量。张闻天说：“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失败了怎么办?应尽量争取其一部，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这在保安方面是难以估量的，一则闭塞，二则和战取决于南京与西安双方。对西安方面，中共影响较大，但也处于客位。但是，自20日宋子文来西安后，形势急转直下。22日宋氏兄妹同来西安，并于23日代表蒋介石与西安三方面谈判，24日达成口头协议。形势逼人，蒋介石同意双方达成的协议，晚上又会见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周恩来选集》上册78页。）。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曙光终于出现了。
纵观上述史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自行决定的，已十分了然，但是不妨与共产国际复电情况再作个对比。
共产国际的复电是16日发到保安，而不是张国焘所说的13日。由于电码错乱，复电译不出，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要求重发。17日，张学良电毛泽东、周恩来，问共产国际态度：“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同前引张学良致毛泽东电。）当晚，张见到周恩来，又问这事，周回答说：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还不知道（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午。）。周是15日离开保安的，对16日国际来电确不知道。19日，中共中央准备通电全国公开表态，毛泽东在扩大政治局会议上曾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同前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文。重点是著者加的。）这证明了20日之前，谁也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的复电。
20日，共产国际的复电来了，全文如下：
来电悉，建议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害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二)鉴于这一行动已经发生，必须承认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代表和主张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
(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废除消灭红军政策，与红军一道，合作抗击日本的侵略；(4)与一切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末句转引自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7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这个复电是季米特洛夫签发的。
从复电看，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基本上一致，而在要求、步骤等方面不如中共提的广泛、明确。但是这个复电依然要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惟恐得罪蒋介石；并不准中共公开提出联苏的口号，惟恐刺激日本。当时，日本确在攻讦苏联捏造它在阴谋发动西安事变。苏联对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强烈的，它从本国利益出发考虑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们也忘记了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历史已经证明：张、杨“兵谏”是逼蒋抗日有效的方法。
共产国际复电到保安后，毛泽东把复电中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通知了周恩来，但省略了谴责张学良的内容和不许公开提联苏一事。中共按自己决定的方针办事，更不想给张学良再泼冷水，冬月天寒地冻，苏联泼在张学良身上的冷水已经够多的了。

收起

就算是他叛党国，但救的是天下人民，善莫大焉。
中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从材料来看，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极其抵触的，并不希望国民党抗日。
2、要考你自己结合你们课本上的知识了，课本怎么写，你就怎么答。
这是考试题还是习题呢？朋友，对历史事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标准答案也只是一个客观的参考而已！...

全部展开

1、从材料来看，西安事变之后何应钦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极其抵触的，并不希望国民党抗日。
2、要考你自己结合你们课本上的知识了，课本怎么写，你就怎么答。
这是考试题还是习题呢？朋友，对历史事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标准答案也只是一个客观的参考而已！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