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新希望还有什么

人类的新希望还有什么

一,社会：60年来,中国先是经历了国家全能主义,国家包揽一切,国家既是唯一的建设对象,也是唯一的建设力量；继而经历了经济万能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市场成为中心力量.如今,虽然初现端倪,但必定也是势所必然,在政府、市场之间,社会这一重的力量正在发育、正在表现.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运作起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开始行动起来.虽然有的活动还卡在缝隙里施展不开,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活动明显获得了认可,并与政府、市场形成合力.也许可以说,只有当“社会”这一级的力量壮大起来,“社会主义”才能算是找到真正的活力源泉.经过60年的主题转换,众多的信息都表明,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能力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社会自治的成长速度,显得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社会自我管理的成败,也决定着主导国家运转的力量格局能否继续往多元进化.
二,权利意识：中国的未来有没有希望,只在一个“权”字.如果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里,如果权利不被放飞展翅,那希望想必就渺茫得很.虽然从权力的一侧观察,不少人会得出灰心丧气的结论.但是从权利的一侧切片,就会发现今非昔比：保护自己私产的“最牛钉子户”吴萍、举报当地政府恶行而被跨省通缉的“刁民”王帅、要求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却被指为“间谍”的王清、网络问政、网络围观……权利意识的高涨已经成为浩浩汤汤的历史大潮.而且,这样的权利争取,针对正是权力的无法无天,所以也往往被权力视为“无法无天”.两者厮杀博弈,权利进得一步,权力就会收手一分.严复当年所言“群己权界”,我们在理论上纠缠不清,却在公民的权利意识下与自主行动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三,80后90后：这一批被长辈视为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群体,已经逐渐要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一个平稳渐进的环境里,这一代与那一代往往差别不大.但在中国这三十年狂飙突进的节奏中,这一代与那一代的差距则不可谓不大.在种种对80后90后的评价中,袁剑先生的分析最得我心——对于经历过了民族危机政治动荡与物质匮乏的我们这一代来说,改革到今天,已经算是有所交代,但对于物质繁荣与个人自由与生俱来的他们那一代来说,没有感恩戴德,而只会对现实社会的不公不义逐渐感受强烈.他们的这种体验,因此而来的诉求,将是这个国家可能进步的一大动力.
四,网络化生存：在电气化生存时代,中国曾经落后先进国家许多年,在网络化生存时代,中国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并创造出自己的奇迹.之所以说是网络化生存,在于我们不仅依靠网络购物、交际、休闲,而且凭借网络产生经济格局、获得思想资源乃至推动社会变革.可以说,网络化生存下的中国,无论是释放自己还积聚能量,都来得比从前要更为迅猛.它将不会允许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当然,也有阴霾覆在这个希望之上,如果中国网民观看不了youtube网站,参与不了维基百科,使用不了twitter,除非每个国民都懂深谙“翻墙术”,否则,网络化生存下的想象力、创新力与学习能力,都会在中国大打折扣.
五,媒体监督：无论载体发生怎样的更新变化,媒体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没有媒体监督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前途.也无论某一家媒体如何兴衰起落,在“红绿灯理论”、“橡皮筋理论”和“接力棒理论”的作用下,中国整体的舆论局面已经次第打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近年来的互动合作,在许多个案上成功发动了舆论关注,极大地提升了媒体监督的力度与锐度.作为一项直接成果,政府官员的问责制也正是在这几年中迅速迅速被催生、被催熟,且问责的级别多次直达省部级,不可谓不是政治建设的一大亮点.可以说,媒体监督的能量与效果,就是一个国家健康程度的最直接指标.60年的历史,完全就是这样一条规律的印证.回头来看,可喜之处不少,而念及当下,可忧之处亦多.
六,党内民主：执政党内部的民主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家的文明进程.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共识.与村民自治的底层末梢民主实践相比,高层神经中枢的民主扩大,更具有决定性与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执政60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党内民主的教训与经验.按照共产党一贯的理论指导,发展党内民主乃是要带动人民民主；而当前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危机积聚,发展党内民主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现实考量也越来越彰显；更为现实的是,随着伟人政治时代的终结,常人政治的特质与要求,已在明显推动党内民主的展开.而近期的一个观察点,是党内民主已经展开的一些做法能否进入制度构建的层面.
七,公共知识分子：5年前,《南方人物周刊》以“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为专题,介绍了50个人物.具体人物是否名实相副姑且不论,事实上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绝非这50人可以代表.不过,该专题的前言道出社会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期待：“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一直以来,这一群人所带来的希望,是理性思考和说真话.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希望也就越来越少,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希望才能越来越多.
八,传统新生：对传统文化的辩论从来没有停息.但即便是国学死忠份子,也承认传统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应用到现代中国中来.能否找准角度阐释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决定着传统文化能否真正起死回生.上世纪80年代的新儒学,与昙花一现的亚洲模式混在一起,成为替威权主义代言的理论文本,终究未能完成其“现代化改造”.最近看到易中天解读诸子百家留下的遗产,认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最应该强调的当是墨家的社会理想——平等、互利、博爱；道家的人生追求——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的治国理念——公开、公平、公正；儒家的核心价值——仁爱、正义、自强.亦即“墨家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道家留下了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法家留下了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儒家留下了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打通中国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之间的通道,这也应该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九,台湾：我们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台湾在60年前与大陆各奔前程,我们也知道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华人共同体,启动了不同的转型程序,如今,它们相互影响,其实也彼此竞争.虽然现在大陆经济火热,台湾政治纷争.但是,作为一个同属于中国却又区别于大陆的一群中国人的试验,我认为比任何一项大陆内部自己的尝试都别有参考价值.须要记得,是他们最先勇敢地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诅咒,尽管一段路走得有点磕磕绊绊,但终究已是“堂堂溪水出前村”了.至少,在“莫拉克”风灾重创之下,他们的政府会自认责任,他们的领导人会道歉鞠躬.
十,时间：如果一切都失去了寄托,我们唯能拜托时间,因为时间自能生出智慧与机会.作为佐证,我很愿意搬出唐德刚的“时间决定论”.作为历史学家的唐德刚,考察了西方列强转型进入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时间——英国自清教徒革命起光荣革命止,美国自独立战争起南北战争结束止,法国自大革命起建立第五共和国止,德国日本分别自统一战争、明治维新起而都至二战结束建立起新体系止,少则160年,多则220年.所以,唐先生的结论是,转型不是一代人能急得来的事情,200年的平均时间成本不付出,就很难看到最终的成果.而中国的转型,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屈指一算,也不算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