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对中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4/27 16:17:30

四大发明对中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

翻历史书 鲁迅曾有一段经典说明

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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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编辑本段]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编辑本段]解答二:
中西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导致社会发展进程不同,进而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编辑本段]解答三: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造成本土中国人在智力上显得如此愚笨?!在创造性上有如此大的倒退与挫伤呢?!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所谓民主无非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点,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的。首先,儒家思想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及其自明清以后实施的愈来愈严酷的“连带保甲制度”,从思想行为上限止了人们的自由,使中国人不敢动、不敢说、甚至不敢想,更别说由此使中国人有发明创造的动力了;其次,儒家思想是提倡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虽然也有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星点民主思想,但做为儒家提倡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由此才造成了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历史悲剧,更造成“棒打鸳鸯两离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等等不讲道理的封建不平等制度;最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爱”并不是无私的“博爱”,而是一种由爱已而爱家人,由爱家人而爱亲戚、朋友,从而直至爱民族、国家的一种由已推人的思想,这种以自私为起源而企图使国人爱国的企图与封建家阀等级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中国人自己乃至亲友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从而疯狂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拉帮结派,而当大多数中国人在高喊爱国的时候,实际上内心所想的只不过是爱自己最多爱自己的亲友罢了,所以中国才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许多中国人出了家门才想到亲人、出了家乡才想到老乡、出了国才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各朝各代总是汉奸、卖国贼辈出的怪现象,这也是中国人“一人是条龙、两人是条虫、三人是头猪”,一盘散沙的原因所在。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儒家奴化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儒家违反人性的“中庸之道”和“三纲五常”,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抛弃孔孟之道、特别是自宋朱熹以来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的“兼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儒家思想意识导致近现代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 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发明,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愤而弃医学文,为什么?就在于中国人面对自己同胞被外国人处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愚昧和冷漠、甚至还热情地去围观,所以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说到“狂人”总是能在那些所谓的儒家经典的字里缝间总是能看到“杀人”二字的缘故。五四运动中称民主与科学为“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中国人就意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相伴相生的,不可能说只有科学的产生而不需要民主制度的。
中国人要想求得科学社会的发展不能说只要表不要里,只要科学社会发展而不要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死抱旧思想、旧观点。清洋务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是叫彻底从里至外学西方洋鬼子的日本人打个清醒,才想到搞君主立宪才想到搞民主制度,结果还是没教会抱残守缺的中国人学会民主,导致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进步的迟滞与破坏。现在又说什么“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我看这些所谓新儒家们是嫌中国人思想意识还落后得不够,嫌老实的、耽于安逸的、散漫的、特别惰于思考的中国人想得太多,再“和谐”一下才好,这岂不正合了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也许某些人要使中国人都成了一大群不会思想的猪才会满意吧?!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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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xg回 goujun1994您强调文化的作用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说明的是: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goujun1994 回 lz.xg ——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四:
中国特有的学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发展的桎梏。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其实,无数的学者也提出过相同的质疑。很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中国人的IQ是居世界第一级的。然而,看看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汽车、飞机、计算机…..几乎被美国人包揽。为什么聪明的人搞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发明、科研成果?当然,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公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科研环境。这里更多指的就是你所提到的人文环境。据了解,在美国,科研人员有相对宽松而自由的科研环境,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与明争暗斗,专家们往往能够发挥能动性与创造力。
其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问题就是你所提到的所谓“权威”的意见!本人曾经研读过多国文化沟通。用文化的尺度来说叫power distance,即社会等级的森严程度。中国的文化教会人们学会“顺从”:要尊重长者、专家的意见;然而美国的文化培养你“创造力与挑战力”。
在中国,我们可以简单想象一下,我们中有多少人曾在学生时代对老师的传授、教科书的观点提出过异议、质疑?学校、单位从XX机构请来了所谓的专家,我们是不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聆听“专家”们的谆谆教导?当然,向他们学习是应该的,然而我们有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从不同的侧面去考虑问题?经常能听到学生这么说:“我们老师XXX说,书上XXX说。。。。。。
然而,约五年前在2002年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一本美国编著的心理学入门教材时,我就感受到了颇为不同的口吻。清楚记得有那么几句话,大意如此:“科学家从来对媒体的报道持质疑的态度,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因此他们去实验。。。;“我们探索世界靠什么?现成的理论?观察的结果?权威的观点?,你要知道的一点是这些可能都会有偏差。。。。。。怎么办?用实验的方法去论证科学的假设。”
或许在这么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老外更多利用现有知识不断提出并论证科学假设;而我们不断努力学习“权威”们的科学理论。。。。。。中、美科学类教科书读起来感觉布局非常之不同!说通俗点,国内教科书试图传授你真理;老美的书不断给你摆现象,不厌其烦的争论!有点也很烦,似乎遵循着这样的模式:A说了XXX理论,B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最近C又反驳他们的理论,A、B又急了说出了C的问题。。。, 最后针对于此现象标准的科学解释是:没有!自己想吧!当然这只是一些有争议的论题。
有一点说得很对,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权威、专家的话并未句句真理;也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比如当年的哥白尼!
也许只有当我们摒弃了权威、专家意见=永恒的真理,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才可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两年前,当我说出达尔文竟化论的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观点时,受到多少网友的抨击!他们告诉我,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怎会有错??然而,对达的竞化论的修改在很多国家数年前就已经完成!还有,在与国内很多热爱心理学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进行交流时,他们总是爱提到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大师、荣格大师。。。。谈着一百年前他们的理论与见解!说来惭愧,接触心理学五个春秋,学习过浏览过的专业书籍保守估计在三十本以上。弗大师的大名还是以前女朋友告诉我的,后来在一本心理学史中终于找到了他老人家,当然精神分析也多次被点名,不过一带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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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马克思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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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马克思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虽然没有提到造纸术,但是正是它为印刷术的产生和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我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之一。古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居于世界的前列。5世纪后的千余年里,欧洲处在封建社会之中。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在向前发展,而欧洲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只是到了十五、六世纪,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欧洲的近代自然科学才得以诞生。
我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了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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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
在发明指南针之前人类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常常会迷失方向,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使人类航行有了方向。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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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
在发明指南针之前人类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常常会迷失方向,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使人类航行有了方向。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磁现象的发现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
汉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指南针的发明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当时以此做为一种游戏。东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这种“指南鱼”。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动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沈括还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谈到了摩擦法磁化时产生的各种现象:“以磁石摩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这是说,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后,针锋有时指南,也有时指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磁石都有N和S两个极,磁化时缝衣针针锋的方位不同,则磁化后的指向也就不同。但沈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现象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做深入思考。以期望后人能进一步探讨。
关于磁针的装置方法,沈括介绍了四种方法:
1.水浮法——将磁针上穿几根灯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将磁针搁在碗口边缘,磁针可以旋转,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搁在手指甲上面由于指甲面光滑,磁针可以旋转自如,指示方向。
4.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一根蚕丝,挂在没有风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还对四种方法做了比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点,水面容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于摩擦力小,转动很灵活,但容易掉落。沈括比较推重的是缕悬法,他认为这是比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沈括指出的四种方法已经归纳了迄今为止指南针装置的两大体系——水针和旱针。
《梦溪笔谈》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书中谈到磁学和指南针的一些问题。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介绍了另一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这种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的不一样,是用木头刻成鱼形,有手指那么大,木鱼腹中置入一块天然磁铁,磁铁的S极指向鱼头,用蜡封好后,从鱼口插入一根针,就成为指南鱼。将其浮于水面,鱼头指南,这也是水针的一类。
指南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装置,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对准并放置在直立于木板上的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上了。由于支点处摩擦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指南。当时它并没有用于航海指向,而用于幻术。但是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指南龟发明年代不晚于1325年。木块刻成龟型,龟腹部中心嵌以磁体,木龟安放在尖状立拄上,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罗盘定位
要确定方向除了指南针之外,还需要有方位盘相配合。最初使用指南针时,可能没有固定的方位盘,随着测方位的需要,出现了磁针和方位盘一体的罗盘。罗盘有堪舆用的罗经盘和水罗盘、旱罗盘。
方位盘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盘式已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这样一来只要看一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来。南宋时,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是有关罗经盘最早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所说的“地螺”,就是地罗,也就是罗经盘。文献中已经把磁偏角的知识应用到罗盘上。这种罗盘不仅有子午针(确定地磁场南北极方向的磁针),还有子午丙壬间缝针(用日影确定的地理南北极方向)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就是磁偏角。
盘面周围刻二十四方位,内中盛水,磁针横穿灯草,浮于水面。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两个磁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只是接近,并不重合。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磁极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极,这样磁针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略有偏差,这个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针指向磁极时必向下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磁倾角。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和磁倾角都不相同。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在谈到用地磁法制造指南针时,就注意利用了磁倾角。沈括在《梦溪笔谈》谈到指南针不全指南,常微偏东。指出了磁偏角的存在。磁偏角和磁倾角的发现使指南针的指向更加准确。
磁性质的应用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成书年代略晚于《梦溪笔谈》的《萍洲可谈》中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文中指出,当时只在日月星辰见不到的时候才使用指南针,可见指南针刚开始使用时,使用还不熟练。二十几年后,许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有类似的记载:“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到了元代,指南针一跃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的仪器了。不论昼夜晴阴都用指南针导航了。而且还编制出使用罗盘导航,在不同航行地点指南针针位的连线图,叫做“针路”。船行到某处,采用何针位方向,一路航线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
指南针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磁的性质,并试图更多地应用这些性质。传说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有一宫门是用磁铁制造的。如果刺客带剑而过,立刻会被吸住,被卫兵当场捕获。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率兵西进甘、陕一带,在敌人必经的狭窄道路两旁,堆放磁石。穿着铁甲的敌兵路过时,被牢牢吸住,不能动弹了。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可自由行动。敌人以为神兵,不战而退。东汉的《异物志》记载了在南海诸岛周围有一些暗礁浅滩含有磁石,磁石经常把“以铁叶锢之”的船吸住,使其难以脱身。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已有了很多认识。就连当时的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也用了“磁石引铁,于金不连。”的句子。可见他也了解磁石的性质。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了磁力测量的方法,他指出:优良磁石出产在南方,磁性很强,能吸引三、四根铁针,使几根针首尾相连挂在磁石上。磁性更强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铁针,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仅提出了磁性有强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测量方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磁力测量的最早记载。
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的研究和认识是指南针发明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人工磁化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沈括所说的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的方法,另一种是利用地球磁场的作用使钢铁磁化。
人们把经过磁化的钢针,穿过几根灯草,放在一个乘满水的碗里,它就能浮在水上为航船指明方向,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用来指示方向的仪器--指南针。而许多动物已经在我们之前就学会了利用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
火药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因为是用硝石、硫黄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和制成的,而当时人们都把这三种东西作为治病的药物,所以取名“火药”,意思是“着火的药”。
自秦汉以后,炼丹家用硫黄、硝石等物炼丹,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得到启示,再经过多次实践,找到了火药的配方。三国时有个聪明的技师马钧,用纸包火药的方法做出了娱乐用的“爆仗”,开创了火药应用的先河。
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人们利用抛射石头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烧伤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后来人们将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清、桐油等,捣在一起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代枪炮的老祖宗。
造纸术
造纸技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出贡献之一。
大约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就有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龟甲和兽骨,称为竹简和木牍。甲骨和简牍都很笨重,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讲学,带的书简就装了五车,所以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西汉时在宫廷贵族中又用缣帛或绵纸写字。缣是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吏一方缣帛上写字时,便于书写,不但比简牍写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作画,但是价格昂贵,只能供少数王宫贵族使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已经有了纸。
发明人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被称为“蔡侯纸”。
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而不是纸的发明人。
造纸术在7世纪经朝鲜传到日本。8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12世纪,欧洲才仿效中国的方法开始设厂造纸。
发明地点
洛阳
活字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升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了欧洲,所以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雕版印刷是用刀在一块块木板上雕刻成凸出来的反写字,然后再上墨,印到纸上。每印一种新书,木板就得从头雕起,速度很慢。如果刻版出了差错,又要重新刻起,劳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北宋刻字工人毕升在公元1004年至1048年间,用质细且带有粘性的胶泥,做成一个个四方形的长柱体,在上面刻上反写的单字,一个字一个印,放在土窑里用火烧硬,形成活字。然后按文章内容,将字依顺序排好,放在一个个铁框上做成印版,再在火上加热压平,就可以印刷了。印刷结束后把活字取下,下次还可再用。这种改进之后的印刷术叫做活板印刷术。
这种印刷方法虽然原始简单,却与现代铅字排印原理相同,使印刷技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后来,元代著名农学家与机械学家王桢发明了木活字,并创造出比较简捷的适于汉字复杂特点的转盘排字方法,后来又发明了金属活字,使活字印刷得到了改进。唐代的雕刻印本传到日本,8世纪后期日本完成了木板《陀罗尼经》以后又传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带和东欧。15世纪,德国人学会了用合金铸宇,从此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一篇文章叫《活板》,其中详细介绍了活板印刷术的全过程,通俗易懂,非常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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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对西方科技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西方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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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对西方科技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西方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而在古代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却只会用来造烟花。以至于,枪炮,军舰等也不得不从西方国家进口。当西方国家,利用指南针环游世界,积极开发殖民地的时候,中国人却从清朝开始对外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无所知,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各国。
早在西汉时,我国劳动人民就已造纸。东汉时,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渔网等材料制成植物纤维纸。蔡伦他曾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把他创造的这纸叫做“蔡侯纸”。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逐渐传往朝鲜、日本,以后又经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传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等地。1150年,西班牙开始造纸,建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厂。此后,法国(1189)、意大利(1276)、德国(1391)、英国(1494)、荷兰(1586)、美国(1690)都先后建厂造纸。到16世纪,纸张已流行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极其狭小,纸的发明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隋唐时期,人们把刻制印章从刻石上拓印文字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精美清晰,是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868年印)。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阿拉伯,11世纪以后,又由阿拉伯传的欧洲,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随着造纸术的传播,纸张先后取代了埃及的纸草,印度的树叶以及欧洲的羊皮等,引发了世界书写材料的巨大变革,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1423年印),晚于我国约600年。1450年前后,德国人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创制了欧洲拚音文字的活字,用来印刷书籍,比毕升晚了400年。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较高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10世纪初的唐未,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蒙古人从与宋、金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从与蒙古人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器。欧洲人大约于13世纪后期,又从阿拉伯人的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知识,到14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国家战争中学到了制造火药、使用火器的方法。火器在欧洲城市市民反对君主专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根据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纪初指南针传入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导致了以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打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中国科技馆展览重新定义四大发明 丝绸等入选
核心提示:经过一年多筹备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日前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展。这次大展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重新定义的新“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首次集体亮相。
钱江晚报7月31日报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早已妇孺皆知远播海外,假如有人告诉你,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你会怎么想?
经过一年多筹备的《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日前在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展。
这次大展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联合主办,以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四大文物为主展示了中国古代伟大发明创造,一经展出,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昨天,承担丝绸部分的主要策展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赵丰回到了杭州。他向记者表示,原来的四大发明,已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